二侍郎原本不想跟李申之公开对立，怎奈李申之的话说得太狠，几句话把他说成了祸国殃民的懦夫，让他不得不为自己辩白，说道：“那新党败类蔡京祸国殃民，导致了靖康之难，新党之祸，难倒还不足以警醒世人吗？”
这样的观点是宋朝的官方说法，二侍郎说出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而李申之，等的就是这一句，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只见李申之冷笑一声：“所谓新法也好，旧法也罢，不过都是结党营私之人为了打击异己设的套子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新党，更耻于与蔡京之流共称。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新党，说自己是旧党，如此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到底要置官家于何地？”
二侍郎气急败坏地说道：“那蔡京以王安石门人自居，皆是推行改革策略，难倒不是新党？你的什么狗屁无敌五策，不还是王安石的旧调重提，难倒不是新党？我只不过把你心中龌龊的想法说了出来，你如何掩饰？”
李申之说道：“蔡京以荆公门人自居，无非是他一厢情愿而已，荆公认了吗？你说我是新党，我承认了吗？”
蔡京以新党自居，并不是真的认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也是为了打击异己而竖的一面旗子而已。
李申之先简单地打击了一下对方的逻辑点，继续说道：“我且问你，修建水车本是利国利民之事，为何旧党一上台就要大肆拆除？”
之所以说宋朝的党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跟新党与旧党之间，为了斗争而斗争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以修建水利设施，开发水力为主要经营策略，于是在变法期间修建了大量的水车，以利于生产。
而旧党上台之后，把新法尽皆废除，甚至连修好的水车也给拆了。
等到以新党自居的蔡京上台之后，重新把水车修了起来，倒不是说蔡京有多么地为了百姓着想，而是他想借此来表明自己新党的身份。再然后蔡京倒台之后，旧党上台继续拆水车。
李申之之所以单独把修水车的事情拿出来说，是因为他打算大量地修水车，不想在修水车的期间遭到任何的阻力。
二侍郎说道：“水车可以节省民力固然是好的，然则大肆修建水车，必然导致百姓无所事事，生出许多游手好闲之徒，他们闲来无事，便会随意滋事，扰乱乡间秩序，不可不防。”
等的就是这句混账话。
李申之叱道：“如此说来，就不该推广农具，继续刀耕火种，岂不是人人都忙于劳作才能果腹，人人都有事做！世上只有饿死之人，再无闲死之人？”
李申之的话引来一阵哄笑，临安学子们用他们的态度声援李申之。
也就只有宋朝，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贬低民间的生产力，还冠冕堂皇地说着一套一套的，不就是想防着民间造反吗？
远看汉朝时候，如果谁能提出一条改进生产的方法，汉朝皇帝恨不得手把手地教会全天下所有的农民。也只有宋朝，才会不遗余力地提防着自家的子民。
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会导致出现很多闲人，进而扰乱社会秩序，这是旧党抨击新党的一条立论，着实可恨。
要知道，被誉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珍妮纺纱机”，也就是水力多锭纺纱机，早在五代末期便已经出现，可是直到明朝还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就是因为这种混账说法。
那些反对的人，他们不懂多锭纺纱机的厉害吗吗？他们很懂。
他们太知道多锭纺纱机的威力了，以至于不想让这种东西推广。
因为这种东西一旦问世，商人便会崛起，成为一股新的势力，这是以地主阶级为主的文人士大夫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有人要问了，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善生活，难倒不好吗？
答案有些复杂，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
只能说这类技术的进步，对于地主阶级来说，不重要。
技术再进步，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不会多一件，也不会少一件。至于底层百姓能不能多穿几件衣服，他们不在乎。
在他们看来，只要百姓不是“衣不蔽体”，他们就可以鼓吹盛世了。
地主阶级是封建皇朝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保守派。
李申之没奢望经过一场朝堂的辩论就能打破这种阶级封锁，他只想让自己推行变革计划时，没人阻拦。
二侍郎正要反驳，李申之不给他机会，继续说道：“不管旧党也好，新党也罢，改革也好，守旧也罢，无非都是为了富国强兵。臣以为，只要是能富国强兵之策，就是好政策，不宜再有门户之见。”
赵官家拍手叫好：“好一个富国强兵，好一个不宜再有门户之见。李卿且放手去做，万事由朕给你作主。”
赵构很满意，故此说了这样一席话给刚才的争论定下了调子。
其实赵构早就从内心里支持李申之的改革策略，但是他也知道，新旧党争依然十分激烈，他的上位是旧党人拥立的结果，不宜公然出面支持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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