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包括允诺和禁止反悔，这在普通人眼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波拿巴与罗马教会签好了教务专约后，还是有教士不愿意宣誓，甚至于清洗保民院也和教务专约有关。
教皇特使卡普拉拉要求前宣誓效忠宪法的主教承认过去的错误，虽然波拿巴能像快刀斩乱麻般以自然疆界解决意大利问题，却对这些高级教士的争端没有办法，最终还是教士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的。
它会造成什么效果不知道，反正《独立宣言》没讲清楚的地方，问题就会像决堤的洪水般从那涌出。
丹宁爵士将允诺和禁止反悔分开，禁止反悔是“不容否认原则”，是具有刚性的，而允诺则必须是允诺（promise）则是一种信赖关系，其一，允诺人知道受允诺人将依此允诺而为，受允诺人也在事实上依此允诺行事，其二，当允诺人作出允诺意图时意图创造一种法律关系。
衡平法和普通法相较于大陆法最大的特点是灵活，它以案例为依据，非常具有法官的个人风格，大陆法是成文法，纽约自由女神像手里抱着的并不是法典，而是独立宣言，1926年以前美国是没有法典存在的。
而在第一版美国法典里，独立宣言并不包含在内，即使不提原稿中删掉的大段关于废除奴隶制的内容，《独立宣言》也不像入籍仪式上发誓的内容那样“禁止反悔”，但它具备的效力比“承诺”（undertaking）又强一些。
Undertaking和promise有时也是同义词，换而言之，这种基于undertaking出现的责任关系不出于合同，也不出于允诺，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却无法为其命名的关系，可称为一种“隐藏”的担当。你能感觉到，却无法证明它，如同上帝，或者说是独立宣言里赋予富兰克林等人意旨的“nature’s god”。
成文法必须由主权政治机构印刷出来，要改并不容易，并且会变的僵化，只求符合文书的字面意思，而罔顾公平精神，有时显得很迂腐，裁决时不考虑情有可原的背景或后果。
比如那位“逻辑鬼才”，他提出的“不是你撞的人，你为什么要救助他”，只要被告无法为自己辩驳，法官就可以按照法典上的条款入罪了。
《好撒马利亚人法》没有被写入成文法典，它只能作为一种补救，并且还应用于医疗专业人士，它是不鼓励公民自发救助的。
这也导致了半夜纽约女孩叫救命，无人帮助的情况。除去责任分担、多元无知这些心理学问题，人都是自私的，出面帮忙会让自己置身险地，如果出面的人有擒拿格斗的本事，可以保证自己出手相助不会自己受伤，那么可以路见不平，如果只是一个普通路人，甚至也是个弱女子，她贸然冲出去和强盗搏斗，那么她自己受伤或死亡了，责任又如何划分呢？
因为医疗领域的特殊，职业医生被列入了“好撒马利亚人法”保护对象中，同时也对执业医师有严格的限制，避免他借着免责条款为所欲为。
美国不是没有成文法，而是成文法很多，除了国会立法权以外，州议会、州政府也有立法的权力，一个州类似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罪犯只需要逃到另一个州，另外的一个州警察不能越境执法，两者冲突的情况下就需要最高法院裁决，如果情节重大就并案处理，比如经济罪和刑事罪，于是州级公路上经常发生追车事件。
在买下路易斯安那以前，北美十三州没有成文法，宗主国英格兰的宪法也没有成文，英格兰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是“蒙混过关”。
亨利八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王，一开始他强烈反对路德宗，教皇称呼他为信仰的保护者，可是他的西班牙王后不能给他生儿子，他要求教皇宣布他离婚，教皇不答应，于是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宣布自己才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解散修道院攫取他们的财富。
圣公会不再承认罗马和教皇，而是认英国国王为领袖，主教也由国王命令。宪政教士向法国宪法效忠，以后也不归教皇管辖了，他们的薪水以后由法国人发。
波莫纳和西弗勒斯的婚姻关系第一执政没权宣布无效，他是第一执政又不是公证人，更不是宗教领袖……跳过这一点，为了让英国宪法成文，边沁和他的盟友们在努力，就像摩西十诫一样，把条条款款定下来，不要再模棱两可了。
法国的宪法很不稳定，制定了一部又一部，一部又一部，在宪法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上不如美国，然而各个州的宪法从未持续很久。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宪法不能持久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它并没有真的反应一个民族基本的习惯和风俗，有时是因为环境变化，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法典化运动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边沁把法律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法官转移到立法者手里，他接连给麦迪逊总统写信，希望可以为美国起草一部完整的法典，并告诫他们“关闭我们的口岸以抵制普通法，就像我们预防瘟疫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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