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混康从此就在京城住了下来，基本不到外地去。因为这里有他最好的条件，最强的后盾。在新的道观没有建成之前，根据徽宗的旨意，刘混康临时就在太清宫传道。而徽宗呢，也已经成了这里的常客，相应的刘混康也成了徽宗的常客。
按照杨光华的要求，梁师成在后宫最安静的东南角上，腾出了一个三间的殿堂，作为徽宗修道的“静室”。中堂供奉着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因为这三清是道教最高的神，而徽宗又是皇上，所以他只供这三清，其他的，像什么三观大地呀，文昌帝君呀等，就不供了。左边的偏房，是徽宗诵经修道的房间；右边的偏房呢，则是徽宗炼丹的地方。刘混康每隔三天来一次，每次来，都是先给徽宗传道讲经，然后跟徽宗一起交流修道心得。徽宗已经把刘混康当成了他心中的神，也当成了他最知己最投缘最默契的好友。有的时候，白天讲经和交流心得不过瘾，还要一直到晚上。
有一天晚上，两人就凡人修仙话题讨论了半个时辰，刘混康突然说，“请圣上稍事休息。今天是贫道给玉帝送奏章的日子。因贫道是受太上老君指派，在汴梁一带布道传经的，需要定期向玉帝上奏章汇报。”
徽宗就觉得惊奇，刘混康竟然能直接跟天帝沟通。自己是天子，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可见，刘混康比自己的品阶还要高。
只见刘混康点燃了一份写满了字符的黄裱纸，烧完之后，刘混康久久伫立，默然无语。
徽宗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就问，“你经常向玉帝送奏章吗？”
刘混康回道：“那是。凡有大事，都要向玉帝禀报的。”
徽宗又问：“何为大事？什么样的事才可称之大事，才值得向玉帝上奏章？”
刘混康就说：“今天就有大事发生了，所以要给玉帝上奏章。圣上您不但成了道家信徒，今天还开始了炼丹。因为您是皇上，这事自然就是大事。圣上您可知道玉帝是哪个教派的吗？”
徽宗想，这事自己怎么能知道啊？听都没听说过。可他是无所不能的皇上，怎能说自己不知道呢？于是就说，“朕知道，但还是想听道长亲口说说。道长说的才是权威嘛。”
刘混康就说，“玉皇大帝就是道教的啊。虽说玉帝管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什么佛教、儒教都管着，可他信的是道教。”
徽宗拍着大腿说，“啊呀，怪不得，怪不得，看来朕信道教就信对了呢！”
刘混康说，“那是自然，贫道每年都要有几次向天地敬送奏章。”
徽宗更加惊奇，又问：“每一次都要这么长时间吗？”
刘混康答说：“不，这一次最长。这不正值天门上放春榜嘛，我在那里多看了一会儿。其实玉帝给我的回复已经到了，我只顾看放的春榜了，耽误时间了。”
刘混康说的春榜，就是人世间朝廷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结果。
“那，玉帝既然发了春榜，应该在人间有所应验的吧？”徽宗十分好奇地问道。
刘混康满脸神秘感地说：“那是，人间一定会应验的。”
徽宗又问他，“既然能够应验，那本朝明年正好殿试，不知道中榜的前三甲可都是谁呀？”
刘混康就说，“哎哟哟哟，天机不可泄露啊。贫道只能把它写在纸上，密封保存，到明年殿试结束再去验证吧。”
第二年殿试结束后，就专门拿出了保存的刘混康所写纸条，一看，上面只写了四个字，“二草二木”。再一看殿试中榜者，前两名一个是蔡葵，一个是柯杭，刚好应验了“二草二木”这四个字。至此，徽宗彻底迷上了刘混康，对他的神奇法力深信不疑。
为此，徽宗就想，既然道教这么神圣，这么厉害，那本朝一定要做点事情，来彰显对道教的重视，并且要将道教确立为国教。
其实在大宋历史上，尊崇道教，是从太宗赵光义开始的，真正兴盛是真宗时期。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徽宗就想，作为刘混康所说的一代英主、圣主，自己必须要做出比前朝更大的事，要超过真宗。徽宗有个观点，不管啥事儿，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大最好最高最强的， 杨光华把这归纳为“四最”理念。
为此，徽宗亲自做了批示，下了诏令：在大宋全国，道士的地位要在僧人之上，而道姑的地位也要在尼姑之上。徽宗还专门于大观二年下诏，颁布了《金箓灵宝道场仪范》，供全天下道士们学习，也供凡人修道学用。
徽宗要把道教在全国推广，立为第一宗教，并且要立为国人的指导思想、学习内容。为了让朝野官吏百姓都相信道教的神奇，徽宗就编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崇宁四年秋天，徽宗得了一场感冒，烧得晕晕乎乎。那天夜里，徽宗喝下退烧汤药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中，朦朦胧胧听人说，被宣诏觐见，似乎是在潘邸做王爷时，被哲宗召见的情景。等到了目的地一看，却原来是一座道观，有两名道士做傧相，把徽宗搀扶到一个圆坛上，圆坛正前方，盘腿坐着的是鹤发童颜、双目灼灼的太上老君，只听太上老君向他宣谕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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