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艰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更加过分的是，等他三年研究生考完，当年的同高中北大中文系学姐早就硕士毕业去英国读博了。
不要惊讶为啥一个中文系的妹子跑去英国读博，人家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研究到后面就杀都国外去了。
其中的辛酸，谁能懂啊。
然而，他这一通话，却把张新给弄懵逼了。
这货第一句话就是，“小师兄，泡面是个啥？”
苏亦气急，“滚，重点是泡面吗？”
跟苏亦混久了，也知道他的滚是语气助词不是动词，不需要真的滚。
张新傻笑，“小师兄，你可别开玩笑了，咱们两个班强者如云，想留北大的人多了去了，我想留也没有机会啊。”
苏亦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本科毕业未来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最好读研，研究生毕业，问题不大。”
张新没自信，“那也要考上啊。”
苏亦说，“没事，你会考上的。”
张新轻叹，“但愿吧。”
看着这货如此没出息的模样，苏亦气不一出来，“我说你考上你就能考上。”
完事，他还跟神棍似的来一句，“你信命吗？”
张新摇了摇头，“不信，我要是信命，估计就考不上咱们北大了。”
苏亦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你以后就会信了，不然，我怎么会在你的身边呢。”
说着，又抽了一本《长沙发掘报告》递给对方，“别光翻《洛阳烧沟汉墓》，这本也要看，看完了，不要忘了给我写读书报告。”
“啥？”张新一脸懵逼。
苏亦理所当然的说，“为了你未来能顺利考上咱们北大的研究生，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给你开小灶。”
顿时，张新感动不已。
苏亦心中却想，小样的，未来，日子还长着呢。
……
俞先生的学术专着并不多，当然也不算少，只是不如宿白先生这样高产而已。
毕竟宿先生是九十五岁的高龄离世，而俞先生享年七十，多出来二十五年的时间，如果专注学术的话，成果已经极为丰富了。
早年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徐苹芳先生离世的时候，宿先生就曾经有些感慨的说，“（解放后）第一批，走了三个。这三个人都没人能顶啊！没有人能顶得起来这三个人的工作，也没有谁，能看见有这个可能性。没想到，解放后还出现断层了，看来这个断层难补了！这三个人都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高中这阶段都学得比较完整，到大学来，他们的先生大多也是解放前的，不管多少，还带了他们。解放后就没有这个条件了，高中也不怎么上课，他们自己教的学生还可以，再往下一代就完了，所以，这就有了断层了。这也该有断层了……现在的教员，谁也赶不上他们三个啊！”
宿先生说的三个人是2003年辞世的俞先生、2005年辞世的邹先生和2011辞世的徐苹芳先生。
他们三人都是新中国考古教育培养的第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
了解宿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从来没有在学术史的立场之外品论过任何人，先生评人论事都是从事业出发的。
宿先生罕见的点评三位先生。
可见对他们三人学问极为认同。
然而，那已经2011年以后说的话，旧友学生纷纷离去以后，老人也开始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还有对中国考古学未来之担忧。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应该也对往事开始释怀了，早些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都烟消云散，都成过往云烟。
俞先生的着作不多，是说78年之前。
这个时间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写三门峡调査报告外，完成了邺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还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晖观和临淄齐故城搞了发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铅印成册的《中国考古学》，秦汉部分就是俞先生写的。
现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国考古学系列讲义都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订的。
1957年夏，在北大读研期间，他开始编写勘察报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三门峡漕运遗迹》的考古报告，这报告被列为《黄河水库考古报告集》的首号，1959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研究黄河漕运的开山巨着。
早在上周，苏亦就去图书馆借阅这书。
他自然不会去研究三门峡漕运遗址，更多是一种好奇。
好奇俞先生读研时间对报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后对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当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别，确切的说，差别有多大。
大家都读研，有时候，暗戳戳跟一下年轻时代的俞先生PK一下，也挺有趣的。
毕竟，从很多方面来说，俞先生的经历或者兴趣爱好都跟苏亦挺相像的。
谁能够想象，俞先生最初想读的并不是考古专业而是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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