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满清的封贡体制下，东亚各国除了江户幕府会铸造金银币，其他各国实行的都是“银两制钱并用”的货币政策。此外整个清代的货币本位制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它既不是铜本位，也不是银本位，更非平行本位。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在小农经济的体制下，无论是制钱还是钱票都是以白银为核算中心。然而不管是碎银还是银元宝都不是货币，实质是银块。
对这种银钱互为表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体制，正确说法应该是“银铜金属并行的复本位制度。”跟西方的货币制度完全不是一码事。
当这些被铸造成元宝的银块进入市场流通，因其币值过大，导致完整的元宝银又被分为碎银，通过钱铺的兑换被人藏进地窖、或是变为各种银器，从而退出流通领域，回归到贵金属的状态。
这也是后世为什么有人讲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世界白银的终极漏斗。想想晋商喜欢铸银冬瓜的例子吧，1600两一个，强盗是抢不走了，可这玩意能拿出去流通吗？
那么好，在这种货币白银化的情况下，由于每块银块无论在规格、成色还是重量上无法统一，每次支付都需要经过成色鉴别和权衡轻重的复杂手续，使得市场上急需一种成色重量和规格一定的银币，以便使资本快速周转。
而洋钱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如今何止是南洋和两广，除了西北和东北，几乎到处都在使用。这其中像荷兰人的马钱、美国银元和玛利亚特丽莎银币流入内地后，因为成色不稳定，通常会被商人熔成银块；真正流通量最大的，还要属西班牙人发行的墨西哥鹰洋。
如今市面上使用的鹰洋分大、中、小三等，大的约重七钱二分，中的是半元，小的是四分之一。三等之中，又以大的为主，其含银量是90.1824%。
在广州市场上，一百块新墨西哥鹰大洋可兑换七十二两银锭。这个兑换关系怎么来的？很简单，重量，两者都是2700克（清两是37.5克）。
但是问题来了，一百枚墨西哥鹰洋的纯银含量为2430克；七十二两银锭的纯银含量却多达2538克；因为银锭的含银率是94%。由此可以看出，两者的纯银量相差103.1克，也就是存在4.04%的浮额。
看上去好像不多，然而在另一时空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可是赔了英国人2100万银元，光是这部分的浮额就有57.7万两，更别说民间还有海量的鹰洋在流通。
流通领域中的洋钱多了，而高品质的银锭少了；它们要么被走私出境，要么就被有钱人以条块形式窖藏。由此也导致市面上的白银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银贵钱贱”。自乾隆三十年以来，全国各地银钱的比价都开始上涨，从八百文上下的平均水平涨到了一千文以上。
银钱比价上涨，也使得物价不断上涨，民生日益维艰。别忘了，底层老百姓手里日常用的可都是制钱，而物价则是以白银为锚定的。
赵新这些年一直关注满清的货币问题，尤其在巴城见到了大批流通在市面上的各国银币，又化身“草帽小子”跟一些闽粤来的海商仔细聊过后，这才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问题。
当明白这里面的关键所在后，他迅速通知了北海镇铸币厂，将北海银元的含银量从925下调到了900，同时加大铜元辅币的生产量。
虽然含银量下调了，可由于北海镇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是实行统购统销，尤其是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都是由北海商社定价，因此在购买力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对于满清治下的商人和钱铺来说，北海银元因其制作工艺远超墨西哥鹰洋，即便是水头少了点也还是好用。
赵新最后道：“铸币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就如同皇帝的宝座一样不可侵犯。谁掌握铸币权，谁就有支配整个国家资源的权力。敢跟国家争夺铸币权，等同造反！”
罗芳柏和谢结听了赵新的一通长篇大论，依旧是懵懵懂懂，不过赵新最后两句话份量可就重了，听的二人额头直冒汗。要知道在西婆罗洲的华人矿场里，由各家公司私铸的锡币可是一直大行其道。
“你们回去好好想想，顺便开导一下其他公司的负责人。该说的我都说了，准备的时间也给你们留出来了。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罗专员，你说呢？”
“卑职明白了。”
雷神号在西婆罗洲只停留了一晚。那些由各家华人大哥和坤甸苏丹送来的礼物，赵新一样没要，全都让柴如桂和颜悦色的挡了回去。对他来说，只要控制住了西婆罗洲的黄金，比什么礼物都有用。
北上途中，他原本还想去南九州和胶东看看，可汪中一天一封电报的催，他只得放弃。
1793年9月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初一的中午，雷神号缓缓驶进了鲸鱼湾的码头。当赵新下船时，前来迎接他的汪中等人便迎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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