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原则是“天下为公”，也就是强调所有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当然了，士大夫阶层对这套是最喜欢的，因为这意味着“道统”又重回他们的怀抱，甚至连“治统”都能分一杯羹。宰相制和内阁制么，地主阶层挥斥方遒的时代又来了。
然而对于刚从带清朝治下摆脱出来，连个大字都不识的广大老百姓，你告诉他如今变天了，你也能对朝廷的制度发表意见了，他一定会认为你在撒癔症。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拾掇两亩地，让家里人吃饱饭，让孩子有书读，以求摆脱命运来的重要。
十八世纪的带清，是一个拥有90%农民的农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跟老百姓讲共和，纯属对牛弹琴。说白了，别看北海镇目前治下的老百姓有一百多万，可要是论起搞共和体制的基础，估计连一半都没有。
所以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接受共和，那就得通过一场场的运动进行改造，改造读书人、改造陈规陋习、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是确定留在本时空的就这21个人，土地改革还没开始搞呢，其他再跟着一起上，极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
某些人会说了，北海镇拳头大啊，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民智不开，普及教育就好了。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尤其是北海军，识字率高达97%。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连根毫毛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卢梭说过一段话，即便赵新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道理。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要知道服从某个政权的统治和承认这个政权具有统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由暴力产生的屈从不会让被统治者具有从心底认可的政治义务，一旦赖以维持的暴力基础被削弱，自然会有人起而推翻。物质或情感的动机可能出于习俗、畏惧和惩罚的情绪，但人的心理层面的情况往往是多变的，不能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器厉害，把满清收拾的满头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孙子似的拓地万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否则的话，当初蒙元也好，满清也好，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
那么摆在陈青松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权在古代中国才具有合法性？答案显而易见。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里，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天子不尽职，不胜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
以汉唐宋为例，汉代是宰相首长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后来改称中书门下。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传统政治里，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
实际上纵观东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君不见另一时空历史上，拉美那么多搞军人独裁的国家都说自己是民主共和国。
之后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北海镇要搞的虚君制，如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说实在的，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子并不擅长，毕竟他当年在体制里的工作是副职，属于务实而非务虚。他越想越复杂，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纠结起君主制的合法性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去找了汪中，就治统的合法性问题做了请教。
身为顾炎武的嫡脉传人，且对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没有直接回答陈青松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两段典故。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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